作者：

JOHANNA KORNELIMAX CZOLLEK UND JO FRANK

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诺曼底登陆）的传统仪式不再反映德国社会的多元化。处理过去也必须变得更加欧洲化。德国的纪念政策基本上忽略了移民及其子女、非裔德国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被标记为不同的人的经历。

历史学家 Michal Bodemann 早在 1996 年就将与大屠杀相关的国家和公民社会记忆描述为“记忆剧场”。因此，这种记忆的目的是联邦共和党人对德国变得美好的叙述。

从大屠杀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恐怖暴力，再到东德的 SED 不公正的记忆被视为独立的历史“章节”，这尤其削弱了右翼恐怖的连续性。

这种对历史的解释会导致扭曲和缺乏记忆——并导致对纪念文化对多元民主国家的重要作用的轻视。

纪念文化传达了对历史的解释。它们还揭示了组织纪念仪式的人对当下的某种看法。例如，如果人们回忆起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尤其是像 Sophie Scholl 或 Stauffenberg 这样的人，这表达了中产阶级对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地位和相关性的想法。

如果犹太人完全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例如在 11 月 9 日（大屠杀之夜）和 1 月 27 日（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的纪念日，即使在现在，他们也被赋予了受害者地位，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中解放出来。

纪念文化是身份的提供。谁记得何时、何地、如何以及谁的纪念是可见的——通过国家资助、展览、纪念碑或纪念日——所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如何告诉自己、谁属于我们的问题。

因此，纪念文化并不是无辜的。它履行意识形态功能。它为构成或不构成社会的不同人创造了解释和空间。

这可以从 2019 年和 2020 年柏林墙倒塌统一的周年纪念日中看出。纪念演讲讲述了德国分裂的结束是这个国家所有居民都应该为之感到自豪的幸运巧合。移民及其子女、非裔德国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被标记为不同的人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被提及。

对许多人来说，1989/1990 年并不标志着欢乐的时刻，而是系统性攻击和迫害的开始——从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到莫尔恩，再到霍耶斯韦达等等。正是这种矛盾的记忆，对于那些想把柏林墙的倒塌放在纪念剧院的舞台上作为全国统一庆典的人来说，可能难以忍受。

然后还有属于多元德国及其居民的记忆，它们在德国的记忆叙事中没有位置：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的战争，伊朗的革命，由于苏联的内爆而导致的移民，作为殖民压迫的后裔生活。

如果多元民主想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记忆，让所有人都能在其中得到代表，而不仅仅是少数人，那么这些记忆时刻也需要空间。

一个多元社会需要一种不同的多元记忆文化，以公平对待其内在的多样性。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极度多元化和自信的社会中，仅仅讲述一个故事已经不够了。就纪念文化而言，对霸权叙事进行批判性自我质疑的时代不仅始于关于城市宫殿、洪堡论坛、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和波茨坦驻军教堂的辩论。

这种对复数记忆空间的搜索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谁能说在多元民主中记忆很容易。

还记得是为了什么？答案不应该仅仅因为它发生了。但也：因为它不应该再发生。

这无非是试图批判性地重塑纪念文化。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犯罪的突出统一特征之一可以在民族主义的同质化运动中找到。

这不仅适用于德国近代历史上从哈瑙到哈勒的仇恨，也适用于贝尔法斯特、巴格达、布隆迪、孟加拉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社会希望建立一种多元的纪念文化，使上个世纪的罪行不再重演，必须反对这些同质化和国家伟大的幻想，而这些幻想目前不仅由欧洲民粹主义者推动。

这种幻想并不是政治权利的唯一游乐场。相反，可以观察到民族主义和统一的记忆叙事如何在整个政治光谱中固化。

因此，当我们作为多元社会的一部分，反对历史多元性的同质化记忆时；如果我们坚持多元的纪念文化应该意味着组织社会，使历史的罪行不再重演；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纪念也必须意味着对歧视的批评，那么纪念文化就成为防御性多元民主的一部分。

而这种自卫的能力还必须包括对当代纪念文化片面和统一表现的批评。

反犹太主义在德国街头嘶哑地尖叫，而在专题页面中讨论进口的反犹太主义，仿佛从盖尔森基兴到柏林都没有反犹太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好像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某个时候来到德国的仇恨以色列的示威者不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当前辩论的状态是危险的，因为一方面它上演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另一方面它使不同的受歧视少数群体相互竞争。

乍一看，这与纪念文化的关系更大。无论谁坐在德国作为“世界记忆冠军”掌握了反犹太主义的实践叙述上，都在谈论“进口反犹太主义”。因此，当前的反犹太主义必须来自外部。

这与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社会中，德国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变得难以置信。由此产生的记忆剧场和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记忆文化的根本转变成为可能。

其目的是告别身份政治、单一文化模式，以建立吸收德国和欧洲记忆多样性的记忆文化。这也明确表示在德国境内外经历过逃亡和流离失所、暴力和丧失能力的社会部分。

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这种认可已经进行了多年。我们的参与者：来自欧洲各地，拥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和非宗教身份和家庭联系，相互协商各种回忆。德国和欧洲纪念文化的多元化必须同时从教育政策的结构开始，从日托到课程再到大学政策。各部委、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警察和法院的参与，从而形成一种重新定义防御性民主意义上的纪念文化的想法。

为了加强这种发展，发起了“多元公共话语联盟”（CPPD），这是一个由来自不同背景和学科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组成的网络。这项工作并不是要完全解构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德国纪念文化。

或者人们可以在 11 月 9 日和 1 月 27 日再增加一天，这也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的抵抗。是 5 月 8 日，因为许多犹太人站在盟军一边击败了纳粹德国。或者是 4 月 19 日，即 1943 年华沙起义开始的那一天。

这些提议也预示着纪念的欧洲化，这并非巧合。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从相对化到等式，从相互歧视到受害者竞争。

这听起来很复杂，确实如此。但这些困难反映了社会在纪念文化方面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分裂。

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新形象是通过多种方法创造的，通过声音表现出团结。关注记忆的多样性可以解决这个社会不同成员的脆弱、痛苦和令人不安的方面。它可能成为变革进程的催化剂，超越和解、花圈、善意的咒语和对自己暴力现在的永恒恐惧的预期姿态。

自 1945 年以来，这个社会一再承诺自己成为一个不同的、更公正、不那么暴力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认真对待自己与众不同的愿望，那么它也需要一种不同的纪念文化。这必须是复数。

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nicht-nur-rituale-an-gedenktagen-fuer-eine-neue-kultur-des-erinnerns/272591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