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交织——德国接收难民史

2021-8-21 11:12:08  3343
从1979年的越南船民到2015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再到今天的喀布尔机场,掀开德国难民政治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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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的越南船民到2015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再到今天的喀布尔机场,掀开德国难民政治的一角

 

这是我第一时间参考德国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精心写作的一篇评论,约6500字,阅读需要25分钟,仅代表个人观点。历史上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说当年俾斯麦首相选择实施“小德意志路线”统一德国,而把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奥地利排除在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由纯粹的日耳曼人组成。甚至在今天,德国的国籍法与美国也大相径庭,获得德国国籍也非易事。然而事实上,德国在现实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冲击下,早已成为移民国家,并且据联合国统计,德国是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移民首选目的地。Warum? 这一切其实都和难民接收史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1.德国接收难民的历史

 

从1935年希特勒颁布《纽伦堡法》(Nürnberger Gesetze),清洗犹太人,强调德国人的纯粹性,到2021年因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在关于接收阿富汗难民问题上,说了句“2015年的历史不能重演”,就成为众矢之的,被各大媒体骂的体无完肤,充分说明了不到百年时间,德国社会思想转变之大,认识改变至深。

 

国力上升与民族自信。1945年德国投降后,面对一片废墟的德意志大地和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包括大多数德国人在内的全世界都认为德国已经完了。只有包括时任德国西部盟军占领区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等少数有识之士还对自己的祖国充满希望。他冒着被美英占领军杀头的危险,在西部占领区推出货币和经济改革计划,建立了延续至今的“社会市场经济秩序”。通过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保护自由竞争,限制垄断,实行若干社会保障和补偿制度,以及减少过于不公平的分配状况等总体改革框架,带领德国经济重新崛起。从1949年建国,到1950年,联邦德国仅用1年时间就将GDP总量拉升到231亿美元,人均GDP为494美元,恢复到战前水平。这种惊人增长的背后,除了德国雄厚的工业和人力基础外,也包含了1200多万被迫从其他欧洲国家迁徙回西德的德意志公民,以及德意志裔人的功劳,虽然他们是带着对战争暴行的补偿形式,以难民的身份回到德国,但却成为西德迅速复兴的重要源动力。在第一波德意志难民的帮助下,1960年,西德的GDP达到了725亿美元,经济总量提高了三倍,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1970年,西德的GDP达到了2158亿美元,人均GDP2761美元,将欧洲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与经济爆炸同步的是德国人找回了自信,找到了自尊。以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惊人的一跪为标志,德国不仅富了起来,而且重新站了起来。

 

伟大的爱。站起来的德国人,是需要向世界表达自己改过自新的歉意并释放爱心的时候了。除了向欧洲各国履行赔款外,一件远在万里之外的事件牵动了德国人的心——华裔越南船民事件。1975年5月1日,打了20年的越战结束,北越政权掌握了整个越南。这时许多华裔越南人开始被清算。直到1970年代末期,大概有150万华裔越南人乘坐逃难船逃出,这些在公海上面漂流的难民,是当时国际政治的牺牲者,许多国家都视为烫手山芋,不愿碰触,最后大概有25万人失去性命。作为一名从波兰逃回德国的难民,德国广播电台记者Rupert Neudeck看到发生在越南的惨剧,联想到自己9岁时在但泽的九死一生,心情无法平复,索性Neudeck制作了电视节目,将自己打算救助华裔越南船民这一计划推向社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乎所有德国各阶层全都自愿加入救援行列,短短几天内就获得120万马克捐款。Neudeck租下一艘6350吨的远洋轮Cap Anamur(彩虹号),船的内部被改建成医院,常驻南海搜寻,该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结束任务,直接救出了11340位华裔越南船民。救援越南华侨的行动最后延伸成一场德国社会的全民运动,不仅是社会精英,甚至是两位小女孩也拿出积蓄的5马克去捐款,一位在狱女犯人邮寄来30马克……但是德国政府起初只答应接收1.3万难民,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Ernst Albrecht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大家不能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他遂以个人名义直接收留了1000名越南难民来下萨克森州,所有费用由下萨克森州自己承担。他的决定轰动西德,也一下改变了联邦德国政界完全拒绝华裔难民的政治态度。由于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出于人道原因接纳难民,审核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联邦德国议会索性通过了一个新法,对华裔越南船民免去审核,立即发放永久居留。

 

越南华侨的成功融入。来自汉堡的唐敦丹回忆说,当年12岁的他因为家里的财产只够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费,所以父母选择让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从河里划到海上,爬上一艘载有300名难民的大船。经过7天的海上航行,却遇上了海盗,全船被抢劫一空。他也亲眼看着另一艘临近的大船被风浪颠翻,几百人在水中挣扎,最后全部淹死。他说,“这样的经历,我永生难忘。”后来他们在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的帮助下,来到柏林。一下飞机,他看到许多德国人在热情地欢迎他们。一位胖的德国女医生看到他,激动地紧紧跑去拥抱了他,好像担心再失去了自己。她抱得如此之紧,这位12岁小孩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拥抱。

 

华裔越南船民带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奋与善良,很快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努力工作,积极进取,成为一股积极的社会力量;他们笃信佛教,积极行善,坚持回报社会,获得德国人的一致好评。Rupert Neudeck博士在2016年5月31日去世,科隆圣徒大教堂为他举行了葬礼,科隆红衣大主教亲自悼词。去参加悼念的除了前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等德国政要,更有来自全德各地的越南华侨一千多人。教堂内根本挤不下,有一多半人是在教堂外与Neudeck送别。当记者问到一位42岁的越南华侨时,她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Neudeck就是我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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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的高光时刻。随着德国经济在上世界末和本世纪初的飞速发展和两德统一,客观上催生了对各种移民的强烈需求。自70年代接收越南华侨以来,德国小心翼翼的放开了移民政策,除了周边国家和东欧人的涌入,来自土耳其的移民也疯狂增长。由于在德国优渥的生活,笃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把德国绘声绘色的描绘成伊斯兰世界的天堂之国,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向往。美国发动的中东战争使更多的中东穆斯林有了移民德国的梦想,而2015年的叙利亚危机成了德国难民问题的直接导火索。当2015年初,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默克尔拒绝了一位来自黎巴嫩的难民小女孩移民申请时,她的言论遭到了德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批判。今天来看,默克尔的这个行为更像是在德国社会释放了一个探空气球,当她发现全社会对接收中东难民成欢迎态度后,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身,宣布德国对难民敞开大门,而且没有上限,默克尔自信的说“我们可以摆平一切”。这就是默克尔的欢迎政策。从深层次分析,我认为左右默克尔做出决定的因素可能包括:一是德国人的“圣母”情节——充满自信的德国人需要成为欧洲的道德榜样,进一步洗刷过去黑暗的历史,维护欧盟当之无愧的领袖形象;二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德国急需补充新鲜血液,而德国妈妈们在怎么动员也不生孩子,而吸收越南华侨的成功经验,使德国人此时信心满满,默克尔可能认为找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钥匙;三是当默克尔做出这个决定后,全世界的左翼和媒体都为默克尔点赞,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最杰出欧洲领导人”。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左右了默克尔和普通的德国民众。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6%。当来自叙利亚等战乱地区的穆斯林们举着默克尔的画像,高喊着默克尔的名字鱼贯进入德国时,默克尔迎来了她执政以来的高光时刻。

 

被难民问题纠缠的德国社会。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超过211亿欧元,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而与默克尔共同执政的基社盟领导人,内政部长霍泽尔一开始就表达了他的担心,然而财政问题仅仅是引入难民政策带来的后续连锁反应的冰山一角,穆斯林难民融入欧洲问题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才是重中之重。首先,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穆斯林难民永远不会被欧洲文明所同化,他们对自己宗教的虔诚,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合,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其次,由于难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的宗教习惯,使大部分穆斯林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从而极易在心理上走向极端。最后,掏空身家进入德国的穆斯林难以实现“德国梦”,他们仅能过着最底层的生活,巨大的期望落差成为了随时引爆德国的火药桶。果不其然,2016年新年前夜,以大教堂闻名的德国西部重镇科隆爆发了一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性侵案。上千名醉醺醺的难民男子在科隆火车站对女性进行调戏、性侵和抢劫!之后恐爆事件也在德国层出不穷,曾经夜不闭户的德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走向失败。更要命的是一个德国社会的边缘小党,仅3000多人的德国选择党(AfD)由于其极端的反难民政策,受到了广大德国下层社会的热捧,在2016年德国大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既德国社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党,永久性的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2016年9月5日,默克尔面对基民盟在其“政治大本营”梅-前州选举中惨败给大打反难民政策牌的德国选择党,默克尔坦言应对失策,她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时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这样我、联邦政府以及负有责任的各方能更好地为难民危机做好准备。2015年夏秋之际,我们更像是毫无准备地遇上了这场危机。”是啊,时光不能倒流,但默克尔亡羊补牢,悄悄关上了欢迎难民的大门。

 

由于难民问题在德国属于敏感议题,很多数据处于保密之中,我们无法查阅。但是当我2017年探望老房东时,她们复杂的表情和窗外新加的钢梁,让我肉眼可见难民危机不仅给德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而且也永久性的分裂了德国政治,当左派们还在为接收难民摇旗呐喊之时,德国极右翼组织NPD(国家民主党)沉寂多年之后也又一次站到了德累斯顿的街头,而这一次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没有裁定NPD活动违宪。

 

2. 2015年的历史不能重演

 

当塔利班进军喀布尔的消息传遍世界还不到24小时,接受采访的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就说出了“2015 年的事情不能重演”的名句。德国媒体想当然的炸了锅。社民党的拉尔夫·斯特格纳在推特上写道,这是“政治和道德上的破产宣言,将为右翼极端分子 AfD 的下一次反外国人竞选活动奠定基础”;时代周报说:这意思是说:难民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是联盟党外交政策的失败!……拉舍特外表敦厚可靠,从面相上看属于老实人。我觉得这次他也真的说了一句老实话。虽然他从未批评过默克尔2015年的难民政策,但是作为德国最大的难民接收州,北威州州长,他对难民带来的麻烦自然是感同身受,说出了上面的那句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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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计划接收1万阿富汗难民。当联邦国防军从喀布尔机场飞回的第一架C130运输机降落到法兰克福机场时,人们惊奇的发现飞机仅带回7个人。政府的解释是,由于难民申请的审核程序繁杂,加上阿富汗政府的迅速垮台,导致很多避难批准文件还没来得及发放。处在漩涡中心的默克尔不得不在周二发表了公开讲话。德国媒体描述,在她的总理任期结束时,她却面临着阿富汗使命的碎片,她在 2005 年从格哈德·施罗德那里“继承”了这些碎片,并一次又一次地想捍卫并挽救这些碎片,然而事实是她失败了。的确默克尔坦然承认了自己误判了局势,导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失败,并为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辩护。她说,执政联盟计划将接收1万名阿富汗难民,这些人包括:为德国国防军和发展组织工作的助手、女性政治活动家、人权活动家和记者及其家人。而且多达 400 名联邦国防军士兵将被转移到喀布尔机场,准备好执行难民撤出计划。最后联邦议院已经批准德国国防军参与北约领导的“坚决支持”任务的授权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但事实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机场设立了一个检查站,只有名单上的人才能进入,而提供名单的德国外交部,被媒体嘲讽为“只有三个人组成的部门”,而且控制机场治安的美国武装部队现在只允许德国军用飞机每天降落三架次,这使得每天至多可以转移 400 人。塔利班也来“助阵”,凡是想进入机场的阿富汗人,必须通过机场外围的塔利班检查站,这对阿富汗人来说无疑是去送死。所以AfD的支持者和留德华们根本不用担心2015年的难民危机在德国重演。

 

虽然默克尔遭受了来自左翼和媒体的猛烈批评,甚至是专家学者的问责呼声,但她只能做这么多了。走下神坛的默克尔一个月后,就要把自己苦心经营16年的德国联邦政府交给至今还扑朔迷离的下届总理候选人了,那些指手画脚的人们还能指望她再做什么呢?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她进一步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巩固了欧盟的团结;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艰难维护了西方文明的尊严。她的务实干练的政治风格,被人们亲切称之为“小俾斯麦”主义,然而她留给德国最重要的遗产却是穆斯林难民问题。因为上帝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政治强人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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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尾声

 

拉舍特在随后的新闻稿中重新解释了“2015不能重演”的定义,弱化了拒绝难民的色彩,强调了程序上不能让2015年的混乱局面重演。德国国防军的飞机也开始载着更多的难民抵达德国。联邦内政部也承诺允许对阿富汗难民实行落地签证……似乎一切都在恢复正常,只是一切都已改变。

 

德国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德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夫森对阿富汗的这场闹剧有着深刻认识。他说,“在阿富汗,德国的表现仍然只是美国的哈巴狗。而美国经常以一些模棱两可、考虑不周的外交政策把德国带入险境,阿富汗的崩溃只是冰山一角。”的确美国在阿富汗再次上演的“西贡时刻”清楚的展现了美国的又一次失败。其实亨廷顿早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说过: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美国却傲慢的认为可以通过驻军、移植制度、金钱支持这“三板斧”去重构非西方的社会文化,注定是要失败的。西方在阿富汗的这次历史性失败,也敦促默克尔开始放弃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军事政策,她开始计划主动联系阿富汗周边国家领导人和普京,并指示德国外交部在多哈直接与塔利班接触,以解决滞留阿富汗的难民问题。拉舍特也表示,应尽快在阿富汗周边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使难民就近安置,并敦促阿富汗尽快恢复和平,历尽万难到德国不是最好的选项。德国终于回到了根本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正道上,虽然看上去有些残酷。事实上,当德国出于内心的大爱去接纳逃亡的德意志难民和越南华侨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当为迎合美国,刻意展示自己的“圣母”情怀时,在叙利亚、在喀布尔无疑都被打脸。在难民问题上,我觉得德国应该遵从自己的意志,并借用蒲松龄的一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社会中间力量的艰难处境。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冲击史无前例,人们在疫情的反复折磨下,社会普遍充满戾气,渐渐失去耐心,非左即右的二元思想在全世界都大行其道。不管是美国还是国内,温和的思考似乎渐行渐远,充斥网络的多是战斗的语言和鲜明的立场,甚至一向理性的德国也未能逃脱。当我认为在阿富汗难民问题上,拉舍特只是作为老实人,说了句老实话时,却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不仅来自绿党和左翼媒体,竟然还有党内同僚和联盟党的重要支持者。我仔细阅读了这些重量级的评论并和一些朋友进行了交流,最终我明白了原因——德国的政治极化也非常严重。拉舍特的言论其实大家都能理解,但这句对难民不友好的言辞,无疑更让AfD党受益。大选临近,政治家们担心选民们既然认为联盟党将实行偏右翼的政策,那为什么不把票投给更右的AfD呢——这样的无厘头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在2021年的德国大选中。作为平衡左右势力的中间政党,联盟党在德国如履薄冰困境,折射出理性的力量将是未来的稀缺物品,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似乎也将变得越来越陌生。

 

参考文献:

1、    德国时事新闻,来自:www.tagesspiegel.de/politik等媒体

2、    本人著作《鲁尔百年》

3、    有关华裔越南船民部分参考了部分国内网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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