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Staatliches Bauhaus），通常简称包豪斯（Bauhaus），是一所德国的艺术和建筑学校，讲授并发展设计教育。“Bauhaus”由德文“Bau”和“Haus”组成（“Bau”为“建筑”，动词“bauen”为建造之意，“Haus”为名词，“房屋”之意），由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1919年时创立于德国魏玛。学校经历了三个时期：1919年至1925年魏玛时期、1925年至1932年德绍时期和1932年至1933年柏林时期，以及三任校长：1919年至1925年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925年至1930年的汉斯·迈耶以及1930至1933年的密司·凡·得罗，1933年在纳粹政权的压迫下，包豪斯宣布关闭，同年也是魏玛共和的结束。

由于包豪斯学校对于现代建筑学的深远影响，今日的包豪斯早已不单是指学校，而是其倡导的建筑流派或风格的统称，注重建筑造型与实用机能合而为一。而除了建筑领域之外，包豪斯在艺术、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室内设计、现代戏剧、现代美术等领域上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掀起“十一月革命”改制魏玛共和，知识分子们面对战败的屈辱，怀抱狂热的社会改革理想，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这股思想潮流下，欲建立一所崭新的建筑与设计学校，以实现他对团队合作精神、发扬手工艺传统训练及乌托邦式的理想。

1915年，位于魏玛的魏玛市立工艺美术学校（Grand Ducal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 in Weimar，由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创办）校长亨利·范·德费尔德退休，推荐格罗皮乌斯为继任人选。之后学校被强制解散，此举受到魏玛部分官员反对，并在魏玛艺术学院院长弗列兹·麦肯逊的支持协商下，将工艺学校缩小为艺术学院的一个科系，同时自行开办建筑学校，格罗皮乌斯则担任这所拟议中的建筑与工艺联合学校的主管，然而计划细节模糊，格氏也不满职位权责不明确，加上正处于战时，此问题一直被搁置，直到战后经过格罗皮乌斯多次与魏玛官员商谈与阐扬目的，1919年3月16日，格罗皮乌斯正式被委任工艺美术学校与魏玛艺术学院的校长，3月20日，格罗皮乌斯正式建议并获准将这所合并的学校更名为“国立建筑学院（即包豪斯）”（des Staatliches Bauhaus），并于4月1日正式开学。

1919年3月20日，发表了由格罗皮乌斯起草的包豪斯宣言，部分宣言“…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师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将我们创造出一栋将建筑、雕刻、绘画结合而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之矗立在云霄高处…”，展现了包豪斯教育的崇高理想与目标。包豪斯宣言的木刻版画封面是由德裔美籍表现主义画家利奥尼·费宁格创作的“大教堂”。

起初格罗皮乌斯只聘任了三位新教授，分别是利奥尼·费宁格、瑞士画家约翰·伊登以及德国雕刻家格哈德·马可斯，和格罗皮乌斯本身共四人组成教职员阵容，直到后来才陆续有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自1920年起），奥斯卡·史雷梅尔（自1921年起），俄国表现主义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自1922年起）与匈牙利构成主义艺术家拉士罗·摩荷里·那基（自1923年起）的加入。

1923年，包豪斯成立后第四年，德国图林根政府正式要求包豪斯举办一次综合展览，事实证明在短短4年间，包豪斯在设计上的探索与尝试所建立的自信与风格，可以说非常成功，包豪斯第一次展览会共吸引了一万五千多名观众，受到整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评论家的热烈赞扬。在德国本身，赞成派与反对派时常在报章上发表评论，争执十分激烈。1924年，包豪斯参加德国莱比锡展览会（Leipzig Exhibition），其参展作品获得极高评价，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五十余家厂商向包豪斯订购设计作品，但由于当时学校设备与资金有限，以致全体师生忙碌五个月也未能完成全部订单。

由于魏玛时期的任教教师与魏玛共和有相当的关系，因此对包豪斯表示赞扬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左派或国际主义人士，也因此刚开始时右派政府一直抱持着反对包豪斯的态度。在1924年2月图林根议会选举后政治形势转变，左派的执政党相较于Richard Leutheußer所领导的右派DVP党，少了百分之五十的席位，政治局势丕变。在这种局势下，其他城市建议包豪斯的老师及学生们换一个新的地方让学校继续运作，再加上图林根政府亦感受到财政与政治上的现实压力，最后魏玛的包豪斯终于在1925年时结束运作，并搬到德绍继续教学。

包豪斯的目的是成为结合建筑、工艺、与艺术的学校，按照格罗皮乌斯的理想，现代设计教育必须结合艺术与技术，将艺术家、工匠与工业之间的界线抹除，方能提升德国的工业水准。使得包豪斯的教学在理论知识与实务技术同样重视，基本上是以艺术家、工艺家为中心所建构的工作坊（Werkstätten）形式教学，教师学生之间以“师傅”（master）、“技工”（journeyman）与“学徒”（apprentice）的中世纪行会（Medieval Guilds）用语互相称呼，倡导中世纪建造大教堂般，建筑师、工匠与艺术家集体协调工作的精神。

在当时并没有一位艺术家或工匠是理论与技术兼具的，因此包豪斯在前几年都采双轨教学制，由教导艺术形式、色彩、绘画的“形态教师”（Form meister）与传授技术、手工艺、材料的“技术教师”（Handwerks meister）共同教授。然而看似有道理的制度实际执行上却是困难重重，形态教师的教学影响力常大于技术教师，两种教师所受教育的不同、教学方向我行我素与薪资待遇差别等问题，使得包豪斯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两派教职员分裂的情况。一直要到1925年，包豪斯有了第一届理论技术兼备的毕业生留下担任教师，才结束了双轨教学。

新生在进入包豪斯必需接受6个月的基础课程预备教育，以解决初期学生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有来自各国的菁英留学生与战后德国涌现的新劳动阶层，年龄遍布19岁至40岁），通过训练后依据所长被分配到不同的实习工厂中，接受3年的工作坊专业教育，结业合格者授以“技工证书”（journey diploma），可选择就职或继续攻读建筑师专业教育，参与不设年限的实习与高等养成训练，经考查成绩满意后才能授以“包豪斯文凭”，一般需时4至5年。

约翰·伊登（1887-1944）在基础课程训练的教学上，摆脱传统学院派的束缚，强调对材料的观察、研究与实际运用，使学生从经验中获得工艺技术上的启发，然而比起理论，他偏好应用直觉解决问题，引导学生脱离现实，去追求“未知”与“内在的和谐”，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对格罗皮乌斯与包豪斯的立场带来强烈的矛盾。

在前工业时期产品的引导下，开始尝试将罗马式设计风格转化并结合现代组构方式操作。

包豪斯风格起初为表现主义，尤其受到约翰·伊登的个人直觉式、神秘主义的教学影响很大，与格罗皮乌斯理想中的“集体创作”大相径庭，也偏离了包豪斯与工业生产结合的宗旨，学生在伊登神秘、权威的偶像式教育下，所展现出的自然崇拜与自我表现的神秘主义，已经与当时工业设计训练的理性立场违背。

1921年，在柏林郊区，由木材商人阿道夫·桑玛菲尔德（Adolf Sommerfeld）委托包豪斯木工工厂的私人住宅建筑案，是表现主义时期的揭幕作品夏日屋（Haus Sommerfeld），室内所有设计皆为包豪斯木工部门学生作品。

1921年，荷兰风格派运动精神领袖特奥·凡·杜斯伯格造访魏玛，对于同样追求知性与秩序、工业发展导向的包豪斯，被伊登的神秘主义风格所垄断感到震惊，并提出严厉批评，1922年杜斯伯格在魏玛举办“风格派新艺术演讲”，主要批判表现主义的弊病，以及阐述构成主义的理论，规律富有秩序、非个人的、理性化的设计风格，与包豪斯的工业生产、面向实际的宗旨相吻合。风格派开始影响包豪斯，同时也让格罗皮乌斯慎重地考虑往后的走向，他开始放弃战后初期的乌托邦理想与手工艺倾向，提出应该从工业化倾向来发展设计教育的理念。

为了挽救包豪斯的方向与误解，1922年6月，格罗皮乌斯聘请了瓦西里·康定斯基，借由他理性的科学理论课程让教学重新走上轨道。1922年10月，格罗皮乌斯公开劝退伊登辞职，并在1923年由拉士罗·摩荷里·那基（László Moholy-Nagy）取代他的职务，在保罗·克利、康定斯基与那基的教学努力下，包豪斯风格逐渐走向理性主义与构成主义。

1923年，在包豪斯第一次展览会上展出的模型屋非洲号角（Musterhaus Am Horn）由乔治·莫奇（Georg Muche）设计，简单的立方体外观，利用钢筋与混凝土结构建成，每个房间都有明确不可取代的功能，室内灯光由那基设计，家具皆为马歇尔·布鲁耶（Marcel Breuer）的作品，具新即物主义的组成与荷兰风格派运动的特色，有着“冷，极简，机械”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