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2020年春季写的公众号文稿。直至今天，我始终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无法挽救经济崩溃。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前提。凯恩斯主义只是延缓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的药方。它的秘诀就是一个“拖”字。以拖待变也是一种有效手段。总之，美国等来了二战，等来了欧洲人的互掐，自己经济有救了，产能有了用武之地，科学技术也飞速发展，一切都变得欣欣向荣。

     以下原文：

应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不同策略造就了当今美国的领导地位，新冠疫情也将结束美式民主的高光时刻

    随着新冠疫情的迅速扩大，各国纷纷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各种救助补贴和宽松政策也已经上路，很多政治和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的确认这是一次超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规模和影响的又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很多朋友问我，那次危机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什么应对手段，最后结果如何，对今天有没有参考价值。我饶有兴趣的认真学习了一下，却发现了一个意外结果：

    那就是本来那次危机导致的社会潮流是向左转或向右转，但是美国却凭借着一连串的幸运和创举，不仅成功避免自己滑向左右两极，而且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为“世界的灯塔”，美国的民主形式也顺理成章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长期标杆。

    但是另一方面，当年没有当机立断解决的问题也被拖到现在，成为社会顽疾。比如美国存在2000多万至今没有基本社会保险的公民，比如牵动银行业命运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兴衰，再比如面对新冠疫情到底是联邦政府统一采购呼吸机还是各州各自为政等这些细枝末节问题，追根溯源都是1929年经济危机问题的延续。总之那次危机改写了世界政治版图，诞生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美国，也撕碎了英、法、德领导世界的世纪大梦。

那么我们就看看当时世界主要国家面对危机都干了些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开始我想分析GDP前三的国家，但想了想大清王朝的GDP还长期占据世界首位呢，所以我认为以当年的“硬通货”钢铁作为世界前三的考察对象更为合理。很明显1939年美国以4790万吨的产量冠绝全球，接下来是德国（2650万吨），第三位的是前苏联（1880万吨），它们当年的抉择都绝对有代表性。

一、 美式民主的发源地：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总统签署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法案，图片来源：美国联邦档案馆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赫伯特.胡佛总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领导下变得越发糟糕，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40%的银行也被迫歇业。祸不单行的是，这一年美国中部大平原也被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掩埋，250多万农民无家可归。实际上到1933年罗斯福接任总统时，美国经济已基本徘徊在崩溃边缘，整个社会混乱无序，恐慌的暴民和碎片似的群体犹如战后的伊拉克。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果断实施“新政”（new Deal）把美国从崩溃的边缘拉回，今天的美国至多也就是拉丁美洲诸国的样子。

罗斯福新政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年至1934年)和第二阶段(1935年至 1938年)。“第一阶段”涉及解决饱受危机困扰的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二阶段”主要包括启动一些长期措施。第一阶段涉及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罗斯福采纳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意见，按照凯恩斯经济学的原则放弃金本位制度，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实施赤字财政。通过了《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特别是《格-斯法》规定银行业不得从事高风险证券交易，给美国银行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性，为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奠定基础。然而银行家们对该法恨之入骨，经过反复拉锯1999年该法被废止，然后就爆发了2008年经融危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第一阶段的重头戏还有启动房地产业和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一时期美国组建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在1934年之前，银行只发放5-10年的短期住房贷款，现在申请 FHA的担保，则银行将提供最长30年的低息贷款。美国自有住房数量从此由4%上升到66%，伴随而来的是百年繁荣的房地产业。为了解决大失业问题，罗斯福还成立了联邦经济复苏局（NRA），NRA是根据《国家工业复苏法案》(NIRA)创建的。其基本概念是保证公司的“公平”竞争，而不是“破坏性”竞争，同时通过最低工资、禁止童工和类似措施改善就业和失业者的处境。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联邦工作协调局（WPA）和联邦公共工程管理局（PWA）。PWA被认为是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它为经济发展注入了60亿美元。雄心勃勃的项目创造了就业机会，并推动现代工业在美国兴起。PWA在美国建造了无数的学校和法院大楼，住宅，道路，工业厂房，桥梁，隧道和机场。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美国大型建筑都是建于这一时期。大自然人民保护组织（CCC）应该是最能解决失业人口的组织了。在九年的时间里，有3,463,766名志愿者在美国陆军预备役官的指导下为公共基础设施工作。CCC的工人被安置在工作营中，政府提供食物，住宿和每月至少30美元的工资，其中25美元必须寄给家里的家庭成员。工作重点是道路建设，河流防御工事，绿化，在森林地区安装消防观察塔和扑灭森林大火，建设国家公园，州立公园和其他保护区和纪念馆的旅游基础设施措施，畜牧业的灌溉设施和农业湿地排水。CCC项目为美国中部大平原建设了道路200000公里，建成46854座桥梁，近145000公里电话线，造林3000多平方公里，植树三十亿棵。[1]他们如同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一样，用几乎无偿的劳动，换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第一阶段的新政成效显著，特别是政府创造就业计划实施后，社会总失业率大幅下降，从1933年的24.9%，下降到1936年的9.9%，进入正常水平。[2]

第二阶段的新政主要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随着欧洲大陆极左和极右思潮的泛滥，不可避免的影响到美国，美国右翼保守人士开始污蔑罗斯福是“被犹太人控制的共产主义分子”（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作者注），罗斯福为了自证清白同时避免新政毁于一旦，决定从立法角度巩固新政成果。他倾注了极大心血以联邦经济复苏局违宪，联邦农业调整法（AAA）废止为代价，通过了美国《社会保障法》《公平劳工标准法》（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瓦格纳法案》（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建立了劳资谈判制度）和《财富税法》（实行累进税制）等代表美国正式进入社会福利制国家的一系列法案。特别是《社会保障法》使国家首次承担了确保公民生活水平的责任，也改变了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关系。联邦政府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拥有了社会政策能力。这种扩张伴随着在新政之前具有唯一社会政策能力的州的政治重要性开始下降，但州政府的社会政治权力并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统一同联邦政府进行广泛的协调，以明确各自的权力界限，导致很多没有成例的事，遇事协商成为主基调。同样由于极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加上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干预，农民，家政工人和个体经营者没有被包括在最初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中。导致这张引以为傲的社会安全网“就像一个筛子”没有把最需要保障的人都纳入进来。

不管怎么说，美国虽然实行了经济干预政策，但是罗斯福小心翼翼的掌握着尺度，以保住自由经济制度，没有滑向专制主义的深渊。正如他自己辩解的：

“民主已经从各大民族中消失了，不是因为这些民族拒绝民主，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失业和不安全感，因为他们不再希望看着孩子在无助地坐在地上挨饿了。他们对政府感到困惑和软弱……在美国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得到了维护。但是为了维护它们，我们必须证明，是政府的民主形式在其实际工作中保护了人民的安全。”（1938年4月14日）[3]

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随着新政措施影响的边际效益递减，加上金融资本的嗜血性，数据显示1937年开始，新一轮经济危机又开始酝酿，罗斯福总统坐卧不安，难道美国必须向左或向右吗？正当罗斯福总统焦躁不安的时候，德国第一个撑不住了，希特勒闪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总统现在可以安心上床了。

1920-1940年美国GDP增长曲线表，黄线是年GDP曲线，黑线是长期趋势，圆圈内是1937年GDP的突然下跌。

二、 第三帝国的无奈

当世界经济危机的海啸冲上欧洲大陆时，代表德国民主派力量的魏玛共和国总理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ch Brüning）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想借着危机给英法“卖苦相”以暂停一战赔款。因此他简单的以减少支出，增加出口的开源节流方式为政策依据，实施了类似美国胡佛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英法同意暂缓赔款，但德国经济也崩溃了。面对汹涌而至的失业潮，面对左右两派的攻击，布鲁宁政府黯然辞职。这时掌握德国经济命脉的27位大佬，经过一番商议后最终决定支持希特勒，这样德国的未来国运交到了纳粹党手里。

我觉得希特勒和德国经济的操盘手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一定研究过罗斯福新政，但他们失望的发现所谓新政不太适合于德国。我把罗斯福新政归纳为“三板斧”第一是放弃金本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二是启动重大项目刺激计划、启动房地产经济；三是完善社会保障，补贴低收入人群稳定社会形势。而德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比美国完善的多，早在1880年代，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就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和《义务教育法》奠定了德国福利国家的基础。早在1905年鲁尓煤矿工人就通过斗争实现了德国工会合法化，在1918年更是通过劳资协商确定了8小时工作制和建立企业工会委员会法案。在这些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早已基本完成城镇化，克虏伯的工人们也早就住进了带阳台的公寓。所以希特勒能做的就只有放弃金本位、实施赤字财政和启动重点工程建设了。为此希特勒启动了“德国高速公路网建设项目”、启动了“国民汽车计划”（建立大众甲壳虫工厂）。从下表明显看出，帝国高速公路项目吸收了10多万人就业，汽车工业也只吸收了不到50万人，而德国1932年的失业人口是600万人！[4]面对东边的斯大林、南边的墨索里尼、西边的讨债鬼法国，群狼环伺的德国几乎没有选择，只能走军事工业的道路：吸纳失业人口、加强国家实力，最终通过一战成为世界老大，获得铸币权，获得工农业资源，彻底解决经济危机。德国从此在希特勒带领下以实施军事复兴的“四年计划”为基础，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豪赌之路。

     然而军国主义道路不是谁想走就能走的，军事经济是一个只投入不产出的经济，所以必须不断投入真金白银。下表是第三帝国黄金储备变化情况，1928年德国黄金储备为24亿金马克，到1936年只剩下可怜的7500万金马克。[5]没有资源储备还要升级战争准备，那就只有抢了，希特勒首先抢夺了自己国家里犹太人的财富，1935年希特勒公布了《帝国公民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权力和财富。这远远不够，抢完国内再抢国外，1938年３月德国又吞并了奥地利，奥地利国家银行的78.3吨黄金储备和水电站可以为纳粹所用了。1939年３月德国又入侵捷克，捷克的强大工业产能也纳入四年计划当中。即使这样，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四年计划”投入的庞大需求，能“文抢”的都抢了，下一步就只有武力解决了。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期选在1939年９月１日是不得已的，首先为了给军事工业变相融资，1934年由沙赫特操刀的《Mefo法案》中，帝国银行发行了一种５年期政府债券，到1939年底帝国银行需要将其赎回，可能吗？其次，第三帝国的农业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市场缺口越来越大，通过市场调解已无法维持农产品价格水平，到1939年８月开战前３天，第三帝国已经开始实施食物配给制度，向公民发放了食物配给券。第三，周边可以抢的资源都抢完了，由于外汇储备枯竭，外国银行也不会再贷给第三帝国钱了，这时虽然德国的“四年计划”没有完成，德国武装力量还没有达到国防军要求的战力水平，现在也必须开战了。

就这样德国仓促上阵了。我见过第三帝国的“四年计划”装备清单，如果德国还能挤出些资金，如果时间能够延缓1-2年，按照那个清单完成装备和训练任务，德国很有可能彻底掐断英国海上命脉，闪击前苏联成功，历史就会改写……呵呵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三、 用大饥荒为前苏联工业化奠基

在我们的印象里当全世界被经济危机折磨的焦头烂额的时候，前苏联真是风景这边独好。非但没有受经济危机影响还借机发展了重工业，奠定了前苏联工业化的基础。如果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这么好，能对经济危机免疫，那英法德早就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了，还打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事实是前苏联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根本没有金融产业，连享受经济危机冲击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和美国一样，前苏联的掌舵者斯大林同志也有一双非凡巨眼，他准确判断出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消灭苏联，苏联必须快速完成工业化，应对外部军事袭击。但是以布哈林为首的“新经济政策派”（NEP）却认为应该遵循自由经济规律，逐步完成工业化。盛怒之下的斯大林通过革命手段解决了布哈林。但是工业化是需要资金投入的，不是靠精神，也不是靠制度。早在1830年代，马克思的同事，壮志未酬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李斯特（Friedl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捷径。因此斯大林说，由于无法通过开发殖民地或向国外借贷来为这种工业化提供资金，因此农民必须作出牺牲。尽管粮食短缺，苏联还是出口了大量粮食，以便能够利用出口收益产生的钱来购买机械，技术设备和装置(所谓的饥饿出口—作者注)。而农民本身不应该获得与其卖出的农产品完全相等的价格。农村地区是前苏联的准内部殖民地，从农业中，前苏联提取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6]

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苏联工业产量达到1913年的2.7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期的48%增加到70%。前苏联首次建立起拖拉机、汽车、航空、化学和机床制造等工业部门。1932年，全国发电站的总功率已超过200万千瓦，全国生产生铁610万吨，钢590万吨，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占99.3%。[7]

但代价是巨大的，1929年至1933年农民被迫加盟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被转移或被驱逐到强迫劳动营地，并在1932/33年引起了严重的饥荒，根据各种估计，这场饥荒造成500至900万人死亡，特别是在乌克兰地区形成了饿殍千里的残酷景象。[8]西方记者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在1933年以调查记者的身份访问了苏联，他记录到：

“去年，天气很理想......那为什么是灾难呢?首先，70%的土地已从农民的中夺走，牛也被从农民手中夺走了，所有工作的动力都消失了......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农民普遍屠杀了牛，他们不愿一无所获地牺牲自己的财产。在这些国家的牛工厂里，它们完全没有准备，没有足够的棚子，无数牲畜因接触和疾病而死亡，马匹也因缺乏饲料而死亡。”

1930年乌克兰地区工作人员发现藏匿在坟墓中的小麦

图片来源：RIAN_archive_79113_Seizing_grain_from_kulaks.jpg

我知道我们的父辈对这一幕感同身受。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新中国的工业化，换来了今天安定的生活环境。前苏联以大饥荒的代价，完成了国家工业化，挡住了纳粹德国的机械化风暴……

四、 中国已经坐在桌旁

从1929年到现在，坐在世界舞台中央那张桌上的基本没有大变化，决定这个世界秩序的除了桌子中央的美国，还有就是被打服了的德国（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作者），以及被打残了的前苏联继承者俄罗斯。与那个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桌子上来了新的参与者——中国。无论中国是韬光养晦，还是藏到美国背后，现在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到了聚光灯下。从美国疫情爆发的那一天起，无论中国是喊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还是“厉害了，我的国”都无法改变美国将中国视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参与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中国无法再躲到美国的阴影后面闷声发大财了，不管是否愿意，中国今后的路需要自己独自走下去了。

对中国来说，前面的路异常险峻。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准确定位。我们只是桌子上的新来者，基本不具备控制局面的能力和声望，更不要想着领导世界的事。因为一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与美国还差着几条街；二是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欧美主流社会认可；三是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统一。其次，美式民主的高光时代已经过去，通过这次疫情美国将不再扮演世界拯救者的角色。我估计美国疫情大概到6-7月份缓解或结束，之后美国将决定是继续深化中美合作还是果断“脱钩”，我感觉美国选择后者的概率极高，这代表了对抗。那才是真正考验我们国家智慧的时候。第三，中国应学习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以静制动，先解决好国内的民生问题，再利用自己巨大的市场和工业产能，像华为一样加速重塑自己的产业链条和供应体系，以应付美国的第一波经济打击。总之这个世界接下来比的是国家的抗摔打能力，只要我们能坚持，就有人先于我们倒下，就有新的意外发生……

天佑中华。

有关注释：

1.   相关内容参考资料过多不一一举例。大致包括：

Willi Paul Adams: Die USA im 20. Jahrhundert. 2. Auflage.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München 2007, ISBN 978-3-486-58466-0,

Detlef Junker: Weltwirtschaftskrise, New Deal, Zweiter Weltkrieg, 1929–1945 in: Peter Lösche, Hans Dietrich von Loeffelholz und Anja Ostermann, Länderbericht USA: Geschichte, Politik,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Campus Verlag, 2005, ISBN 3-593-37753-5

Mary Beth Norton, Carol Sheriff, David M. Katzman: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 Since 1865. Wadsworth Inc Fulfillment, 2011, ISBN 978-0-495-91590-4

2.   Gene Smiley: Recent Unemployment Rate Estimates for the 1920s and 1930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uni 1983, Vol. 43, Nr. 2, S. 487–493. In JSTOR

        3、Stanley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ISBN 0-299-14870-X, S. 350.

       4、综合有关资料整理，来源本人自著《鲁尓百年》

        5、Monatlicher Bericht des Wehrwirtschaftsstabes über den „Stand der wirtschaftlichen Lage. 1.2.1938“ BA-MA Wi I F 5/543.

       6、Manfred Hildermeier, Die Sowjetunion 1917-1991,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16, ISBN 9783110398892, Kapitel 3.2 Zwangskollektivierung

       7、百度百科：苏联一五计划

       8、Manfred Hildermeier, Geschichte der Sowjetunion, 1917-1991: Entstehung und Niedergang des ersten sozialistischen Staates, C.H.Beck, 1998, ISBN 9783406435881, S. 369–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