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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公共管理体系 如何更好武汉冠状病毒疫情的随想

2020-2-6 23:54:10| 浏览: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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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随着武汉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扩散,国人的心情变得无比沉重,正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身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与疫情拉锯焦灼的紧要阶段,湖北红会、武汉红会乃至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的表现,真的让全国人民都愤怒了,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公信力,甚至连黄永玉老爷子都伸出中指,写出了“中国人活得有气”。我在愤懑之余,突然想到了2016年我翻译的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Klaus Schwab)写的《什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Die Vier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这篇文章中的话,现在读起来,真的感觉太应景了,那句句良言,为什么在我们汗牛充栋的关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各种著作中被我们忽略了呢?他说:

……

随着数字技术将实物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融合,公民将越来越多的通过新技术和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监督公共部门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感谢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先进监测系统和基础控制手段,能够更好的监督他们的公民。但总的来说,政府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们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风格将被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一意孤行。新技术会促进权力下放和再分配,甚至是引入新的竞争对手。

 

被他说中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公共管理部门在新技术和平台的监督下,身影已无处遁形,而他们傲慢和夹杂着天真的应对,无疑使舆情火上浇油。新的竞争对手已经来了,顶替他们的可以是韩红,可以是马云,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们值得信赖的人或组织。这样一来,就引出了施瓦布先生的后一句话:

 

最终行政系统的适应能力和公共治理的权威性将决定其能否生存。行政治理结构的透明性、有效性将决定其能否在这个激烈变革的社会中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不改变,压力将如影随形。

 

尤其在监管领域,现行的公共秩序和决策体系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决策者们有足够的时间对一个确定的主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回答,或者遵循管理框架进行作业。整个过程是机械的和线性的,这是一种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处理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不行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立法者和决策者必须满足更高的要求,不然会被各种问题淹没。

 

我不知道武汉红会的事情最终怎么解决,但很显然,包括武汉红会在内的各级管理机关,甚至是武汉市政府在应对这次疫情上是沿用过去的线性逻辑体系,如果放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前,这种应对是基本有效的,甚至也不算过于滞后,因为相比非典时期,这次应对的效率和应对力度其实是高于上次的,甚至武汉红会那个不及格的回复也不算慢,然而没人买账,因为现在的时代背景变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裹挟下,这种自上而下的处理方法已然过时,相信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会更多、更突然的暴露出来,政府将不得不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公信力挑战。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要任命一个全能或英雄式的人物来统领这次战斗,尽管后来信息被“和谐”掉了,但我也认为时代发展到今天还想通过呼唤英雄人物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的幻想。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说任何一项未经深刻探讨的临时举措都有利弊得失,都会在有利某一阶层或某一团体时,会损害另一阶层或团体的利益,就连英雄人物本身也不可能如机器一般24小时工作,如大数据分析一般,每个预见都正确,每个选择都完美。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施瓦布先生大致给到一个方向,我是深表赞同的,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又不会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答案就是敏锐的改革——像成功的私营部门一样。通过各种软件系统来提高治理模式的效率,以跟上新技术革命浪潮发展的步伐。将监管职能和管理模式进行重新定位,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机构必须与商业界和民间组织开展有效合作。

……

施瓦布先生惜墨如金,考虑不成熟的事情他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在2020年的今天,我把他2016年的想法移植到应对武汉疫情方面,突然感到他的想法其实无比正确。

 

首先公共管理体系改革的确应当向成功的私营企业学习,特别是向华为、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一样,把提高公共管理的应对效率,作为重中之重。现代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道理是一样的:企业通过确立客户的中心地位,引入业务效率标准,通过交易成本法、委托代理法等不同的权重因子,来提高应对效率,实现企业的扁平化管理。所以公共管理体系改革要像成功的私营企业一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重新定位公共管理的角色和功能,充分赋予行政单位执行者相应的权力,以结果评定和绩效考核为标准,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城市公共管理的架构体系,使公共应对从线性变为扁平式应对。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强化客户导向,即要以更好的满足人民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不出问题,不犯错误为导向,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党的一系列思想教育达到;二是充分赋权,对合格的城市管理者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处置权,即不是程序性的对事物进行标准应对,说难听点那是计算机的功能。城市管理者要有即使完全符合程序,也拥有否决的权力;即使不符合程序,但本着第一条原则可以审核批准的权力。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德国的新控制模型就是这种新公共管理体系改革较为成功的实践。不过现在似乎来不及搞这些了,那么可以先放一放,但一定要做,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直到下次灾难。

 

其次要主动运用大数据分析做决策。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投入巨资建设智慧城市,但很可惜我们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其实还处于幼儿阶段,分析交通、监控人流、甚至网上递材料都不是智慧城市的主要功能。智慧城市的核心,我认为是通过大数据进行辅助决策,特别是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应通过建立各种算法模型,建立共享数据库来帮助城市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一是计算不同城市具体的复工时间,因为与防止疫情同样重要的是经济运行,如何在防疫和付出经济成本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这不是领导能拍脑袋决策的,需要进行大数据运算,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一些不同条件下的结果;二是大数据平台完全可以实现所有武汉人都能得到关注,了解每个个体现状,通过大数据分析,更高效的适用和调配医疗资源。比如可以将所有留在武汉的人通过数据平台进行申报,准确掌握未染病人员、已染病人员、重症人员的变化地图,配合社区医务工作者的实地勘核,从而预估哪些地区的医院需要加派人手、哪些病人应该提前进入重症监护阶段。使医院不再手忙脚乱,领导不再瞎指挥……三是统一调度物资,这就不必多说了,想想都能明白。

 

第三要与更高效的商业组织或民间组织开展合作。武汉红会就十几个编制,再加上一些临时调配的人员来应付当前的复杂局面,不出问题才是怪事。搞物流分配管理武汉红会怎么能和顺丰、邮政比呢?搞募捐,搞拨款和财务公开又怎么能和久经考验的各种明星基金会比呢?正确的做法是从又想揽权、又想做事的两难中解放出来,做一个宏观管理者和程序监督者。把具体工作委托给专业公司、专业组织去做,甚至要对各医院原有的采购渠道开绿灯、搞服务,发挥原有采购专业渠道的功能。等疫情过去,各医院、各企业和全国人民还不对你顶礼膜拜,名利双收?

 

本来想多写点,怎奈这两天眼疼,就这还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写的,非常时期,大家多担待了。另外施瓦布先生写的《什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长,想看原文和译文的可以点我个人网站去找:http://www.unbergbau.net/list.asp?id=146&cid=80

 

 

于2020年2月2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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